我院游潮同志和罗朝志同志获省教育工委表彰
因此，本文所述系属的体系化也可视为是连接点设置的体系化。
李拥军对权利本位的语义和意义进行了新的总体性分析，提出了若干颇有新意的命题。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需要凝练为法学新范畴新概念，并把它们融入法学范畴和概念体系之中。
权利已经不仅是法学词汇，而且延伸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信手拈来的日常话语，人们越来越习惯从权利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问题，拿权利说事，越来越急于把自己的利益和主张上升为权利、标榜为人权，越来越在意将权利自身视为某种权力甚至特许。责任又或意味着报应、对等交换。舒国滢教授倡导的法教义学是以法理为基石的法教义学，与某些可以概括为实用主义、形式主义、工具主义、法条主义的法教义学不同，他的法教义学，其对象不限于法律条文、法律规则、法律案例，而是包括法理、法的精神、法律文化、法律的经验等。很难想象，若没有法理元素的浸润和涵养，其他的法学概念范畴会是什么样。法律、法治、法理可以说是法学最基础、最具统领性的范畴。
第一，传统学科的升级转型。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最后主张应当以类型的思维来认定故意。
例如，2014年10月15日，被告人陈某在大冶市刘仁八镇从事卖淫时，被大冶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测出HIV-l抗体呈阳性（艾滋病毒携带者），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工作人员将检测结果及平时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告知了被告人陈某。合类型性刑法解释的功能优势主要表现在解释的实质化、具体化、结构化与区分化。在客观归属论的框架下，派生出了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即事前判断与事后判断的对应原则，也就是说，在所有具有刑法归属意义的事后判断中，以事前判断为前提，根据事前判断，设定事后判断展开的范围，不允许事后判断超越事前判断所设定的框架。[30] 然而，这里的盖然性仍然无法通过精确的百分比来呈现。
该案中，湖南籍男子张某、叶某、杨某等人在长沙成立某云工作室开发34款盗号软件，该软件由另一犯罪嫌疑人马某甲负责销售，约定销售获利五五分成。这种动机或目的等因素在事实认定的层面上，最多只被作为认定故意的一种情况证据而已。
如果将故意仅仅作为一种责任要素，并将责任的本质理解为道义责任论，则在故意的认定上，必然会重视行为人的主观意志，认识的因素最多作为其辅助性的判断因素而已。与此相对应，构成要件故意这一概念也得以稳固确立，但这仅仅是指对于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它就像一只眼睛，负责照看构成要件范围内的客观要素。然而，在责任阶段中，还有必要进一步探讨责任故意概念，这是指行为人虽然认识到了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及其性质，预见到了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仍然决意通过行为的实施去触犯这一规范的反规范态度，正是这一点为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提供了基础。如果遵从传统观点对于故意的理解，则共同故意的成立需要行为人之间具备共同的认识要素与共同的意志要素，因此这种共同性就体现为完全的犯罪共同说的立场。
然而，一开始就区分故意危险与过失危险，不得不说有先入为主之嫌疑，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因而，主要结果是知的内容，就像欲的内容那样。显然，该法院以法定符合说肯定了故意伤害罪的成立。[52] 该案中，被害人秦某某的死亡结果可否归属于被告人詹桥的不救助行为，是客观归属层面上的问题，在综合考虑走向水库的危险程度、被害人的自救能力、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情人关系、水库周边是否其他可以施救的人、被告人在发现被害人沉入水库后的举动等客观因素的基础上，可以认为被告人在认识到既有危险的前提下，并未采取积极的措施消除或减少该危险，以致最后该危险在死亡结果中现实化，因此可以肯定该死亡结果是不作为这一实行行为的作品。
因此，可以说意志要素是在认定认识要素过程中所派生出的产品，其本身并不是故意的构成因素，但仍然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影响量刑的情节。[12] 如果根据决定说，对于以下这样的案件，应如何认定被告人的主观态度，值得探讨。
此外，故意犯并不当然地就是动机犯或者目的犯，因为在故意的要件中，并不包含该当于犯罪构成要件之事实以外的事实的认识或容忍，例如故意杀人罪中的故意仅仅以对于杀人的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构成要件要素的认识为足够，并不需要具备除此之外报复情杀等感情因素。在学理上所确立的故意概念对于司法实践在认定故意时能否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的定义，或者说实体意义上的故意概念是否已经融合了程序上的考虑因素。
[50] 3.不作为犯中故意的认定 目前为止，刑法学界关于不作为犯的讨论，基本都围绕着不真正不作为犯展开，而在不真正不作为犯的认定中，几乎把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在作为义务的发生根据或者保证人地位上。[19]参见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浙甬刑一初字第98号刑事判决书。刘某某上前用后背抵在车前，阻止晏某某离开。认识说受到诸多学者的青睐，但其出发点也不尽相同。据此，张某作为盗号软件的开发者，当然清楚地认识到买家购买了该款软件之后将主要从事盗号活动。这是因为，如果单纯地根据行为人的表象就认为比过失的违法性更大，就会导致将没有与外部表象相关联的心情作为违法要素，这无疑混同了违法与责任。
[18] 该学说将故意作为一种构成要件要素，而不仅仅作为责任要素，因此将故意把握为控制由行为导向结果之因果流程的意思，但这一意思归根结底必须综合能够表明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客观外在的情况证据才能认定，可以将该学说归入上述的决定说的阵营中。如果从上述的对应原则出发考察故意的归属，则可以做如下考虑：不管石头砸到肖某某还是砸到杜志家，都同样侵犯了禁止伤害他人这个行为规范，因此，即使石头最终砸到了杜志家，也可以说禁止伤害他人这一行为规范与结果发生的盖然性认识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伤害肖某某的认识这个行为规范故意包含了伤害杜志家这个制裁规范故意，据此就可以肯定后者在前者的范围之内这一对应原则。
该案中，教唆他人放火的被告人王新生、实施放火的被告人赵红钦，共同实行放火行为的地点是车站，放火时周围停有十多辆其他汽车，与其邻近的是家属楼、加油站等，且两被告人对此是明知的。具体而言，故意是一种侵害法益的决定（Entscheidung），这样的话，故意犯就比过失犯对于事件的因果流程具有更高的控制可能性，其参与不法事件的程度也比较重，相应的刑罚当然也重于过失犯。
在故意的认定上，自其产生以来一直存在认识说与意志说的对立，这两种学说又产生出诸多理论变种。当日18时许，被告人程伏康携带逆变器、电瓶等工具至上述地点，将电网通电并在附近守候，但未设立警示标志。
在此基础上，当存在为违法性提供基础的事实的认识时，就能推定责任故意的存在，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故意概念。然而，这也不得不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判断，考虑哪些因素以及不考虑哪些因素，只能取决于具体的案情，最后不得不泛化为具体案件具体分析这样的标准。在阻拦过程中，詹桥因失去平衡倒在水中，其间用脚踹了秦某某一下。[3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沪高刑终字第31号刑事判决书。
当詹桥浮出水面时未见到秦某某踪影，便独自游回岸边。因此，如果仅仅打击实际实施盗窃、诈骗等行为的行为人，而不根治互联网中的黑色或灰色产业链，则不得不说只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而已。
[27]简言之，如果某个决定是和法秩序的风险原则不相容，那么此时的行事就是故意的举止。[29] 然而，这一观点不得不面临以下批判：第一，按照这种观点，无认识的过失就丧失了可罚性，但过失的本质并不在于认识可能性，而在于虽然在抽象程度上预见到了结果发生却没有采取相应的结果回避措施。
这种认识是知道了如果采取其所欲的行为过程的话，会导致构成要件的实现。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明确指出，故意并不会像是找到凶手一般被发现，而是经过事实之审查后作出的一个规范性判断，评价行为人具有高度的可非难性。
当秦某某往水中走了大约十几米远时，詹桥追上从后面拉住秦某某右手上臂，但被其挣脱。与此相对，新过失论将过失理解为与故意相并列的违法要素，其本质在于违反结果回避义务。[36]笔者赞同故意被客观化的必然性，但如果严格按照上述观点的话，故意的认定就被消解于动机与目的得探查上，与意志说的结论并无区别。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在处理互联网犯罪案件时，一般没有以整体的眼光来审视所有的这些环节，往往只关注第四个环节的使用层次以及第五个环节的收赃层次。
[21]参见［德］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六版），蔡桂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译者注。*本文受浙江大学人工智能与法学专项课题（项目编号：18ZDX007）资助。
按照该观点，在上述案例中，张某等人虽然将其所开发的盗号软件贩卖给胡某，但对胡某会将该软件用于何种犯罪行为这一点并不知情，更谈不上与胡某共同希望或放任犯罪结果发生。[40] 笔者认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实，而是一个需要被规范性评价的实体概念，而为这种评价提供基础的事实其实是一样的，即都是实行行为、结果、因果关系等客观的构成要件要素，不同的是对这种基础事实的认识程度。
有学者认为，这里的程度虽然无法精准地确定百分之几，但至少应当达到值得对其施加比过失更重的故意责任之程度，即如果具有以如此高的概率导致结果发生的认识，就可以要求其变更自己的态度，尽管如此，如果胆敢实施该行为的话，就值得对其施加较重的责任非难。与此相对，侵害法益的敌对意志也同样具有强度上的差异性。